摘要：在朱熹的诠释之下，儒家的“为己之学”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形态。朱熹首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，以“得之于己”解释“为己之学”，认为“为己之学”在于提升人的内在德性和人格境界，而不是去取悦于人，这是探究义理、从事学问的首要。“为己之学”强调成己成物，要求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成就万物，这是一种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。“为己之学”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，这是朱熹对“为己之学”的总结和概括。“为己之学”，是成人成圣之学，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，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，是对把为学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学风的贬抑，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
“为己之学”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，是儒家对为学宗旨、方向、目标的揭示。“为己之学”由孔子提出，之后就成为后世儒家学者所秉持的一个基本信念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。在历代学者对“为己之学”的诠释中，朱熹的诠释颇为成熟、深刻，也最能代表古代儒家对“为己之学”的看法。目前学界对朱熹“为己之学”已有一定关注，特别是从对《大学》诠解和书院教育等方面进行探讨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本文主要从价值判断入手，对朱熹的“为己之学”作出理论阐明，并力求揭示其当代价值。

一、朱熹之前儒家对“为己之学”的诠释 “为己之学”是由孔子率先提出来的。

孔子说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〔1〕孔子提出了两种为学模式：一是“为己之学”，二是“为人之学”。在这两种为学模式中，孔子倡导的是“为己之学”，反对“为人之学”。孔子虽然提出了“为己之学”，但究竟何谓“为己之学”，他本人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，这就给后人的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

【资料图】

孔子之后，最早对“为己之学”进行解释的，恐怕要算荀子，荀子说：

君子之学也，入乎耳，箸乎心，布乎四体，形乎动静，端而言，蠕而动，一可以为法则。小人之学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口耳之间，则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？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，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。〔2〕

在荀子这里，“为己之学”和“为人之学”的关系，成了“君子之学”与“小人之学”的关系。“君子之学”就是“为己之学”，它可分为三个层次：第一是“入乎耳、箸乎心”的闻知内化；第二是“布乎四体，形乎动静，端而言，蠕而动”的内化到践行；第三是最后达到“一可以为法则”的规范和约束。相反，“小人之学”只是徒逞口耳。荀子感叹“君子之学”在于“美其身”，即达到自身的完美，提升自身的德性，而“小人之学”反之。可以看出，荀子对“为己之学”的阐释已经比孔子更进一步，指向了具体的落实与否与德性的完善，实行则是“为己之学”，否则便是“为人之学”。

汉代学者受到荀子的影响，多从是否践履来解释“为己之学”。孔安国释曰：“为己，履而行之。为人，徒能言之。”〔3〕孔颖达疏曰：“古人之学，则履而行之，是为己也。今人之学，空能为人言说之，己不能行，是为人也。”〔3〕这种以是否践履来区分“为己之学”和“为人之学”的思路也启发了南朝梁皇侃。皇侃说：“古人所学，已未善，故学先王之道，欲以自己行之，成己而已也。今之世学，非复为补己之行阙，正是徒能胜人，欲为人言己之美，非为己行不足也。”〔4〕古之学者能知能行，而今之学则是只知不行，意在夸耀自己所学。

北魏颜之推作出了更深入的解释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以补不足也；今之学者为人，但能说之也。古之学者为人，行道以利世也。今之学者为己，修身以求进也。夫学者犹种树也，春玩其华，秋登其实。讲论文章，春华也；修身利行，秋实也。”〔5〕与之前的解释相同的是，这里“为己之学”与“为人之学”，主要区别也在于能把自己所学加以践履与否。更为深入的，则是能否践履所学，又取决于学者为学的动机如何。颜之推认为，为学如同树的春华秋实。古之学者，为己追求修己进德，所以为人则至于利世安人，而今之学者为己“修身求进”，为人之学也只是口头谈论。

至宋代，随着儒学的复兴，“为己之学”经常被提起。程颐说：“为己，欲得之于己也。为人，欲见知于人也。”〔6〕之后的吕大临进一步明确了程颐的观点，他说：“为己者，必存乎德行而无意于功名；为人者，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。”〔7〕在他看来，无论何人都有“为己之学”和“为人之学”，这是为学的两个层面，为学效果不同在于动机趋向道德还是功名。程颐则指出“为己之学”就是学者“欲得之于己”，“为人之学”就是学者“欲见知于人”。与之前儒学的解释相比，这里的“为己”“为人”一方面从为学的环节、层面变成了学者的主观动机，另一方面，程颐的解释也改变了“为己”“为人”的概念。两者不再是简单的“为了自己”“为了别人”，或者“自己相关”“与别人相关”，而变成了“得之于己”和“为了自身的利禄而做给人看”的含义。

那么，如果一味追求自身德行，“为己之学”会不会发展到忽视外物、忽视现实的地步呢？程颐继续发挥说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其终至于成物。今之学者为物，其终至于丧己。”〔6〕“为人之学”是追求物质利益而做给人看的学问，所以是“学者为物”的学问。在逐物的过程中，学者长期追求他人的认同，以自身为手段而非目的，无法实现“得之于己”，最终导致“丧己”。相反，追求“得之于己”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己作为自身行动的目的而非手段，会得到不断的发展。后来的张栻对此进一步解释说：“学以成己也；所谓成物者，特成己之推而已。”〔8〕在程颐、张栻的眼中，“得之于己”“学以成己”，就包含着外物发展的基本规则，成就外在的事物只是自身德行的“推出”发挥而已。

概言之，自从孔子提出“为己之学”以来，历代儒家都对其作出了理论阐释。宋代之前的儒家多从践履与否的层面进行理解，宋代学者力图揭示“为己之学”更为广泛的意义，注重从动机是成己还是逐物的问题进行诠释，明确了修德作为为己之学的主要特征。

二、朱熹对“为己之学”的诠释

朱熹对“为己之学”的诠释，延续了儒家的固有传统，特别是继承了宋代儒者的路径，集其大成，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1.“为己之学”首先要“得之于己”

朱熹认识到“为己之学”对学者具有确定为学路向的重要作用，他说：“今学者要紧且要分别个路头，要紧是为己为人之际。为己者直拔要理会这个物事，欲自家理会得；不是漫恁地理会，且恁地理会做好看，教人说道自家也曾理会来。这假饶理会得十分是当，也都不关自身己事。要须先理会这个路头。若分别得了，方可理会文字。”〔9〕做学问涉及一个如何追求学问的问题，是“为己”还是“为人”，这是一个关乎学者主体性的价值选择问题，这与学者自身的立场关系甚密。而“为己之学”和“为人之学”的区别在于问学致思的方向，学者是为了自己进德修道，提升德行，还是为了沽名钓誉，取悦于人，是一个不得不理会的重要问题，也是首要问题。学者只有先树立学问贵在修身养性的自觉意识，先认清了“为己之学”的目标和方向，进入学问的探索之路才不会迷失。

朱熹继承了儒家以“得之于己”和“见知于人”诠释“为己之学”和“为人之学”的路径。他说：“学者须是为己。譬如吃饭，宁可逐些吃，令饱为是乎？宁可铺摊放门外，报人道我家有许多饭为是乎？近来学者，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报与人知。……如此者，只是不为己，不求益；只是好名，图好看。”〔9〕学者为学主要是为了求对自身有益，而不是“为人知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朱熹提出为学修德是自家应该做的事情，与吃饭等行为相似，是不必对别人说的，这一论述暗示着，朱熹进一步将为学修德纳入“己”的范围中，与吃饭喝水等维系“己”存在的活动一样，为学修德，是“己”一直存有和活动这一事实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对于义理的掌握，朱熹强调要切己领会，他说：“此间学者多是好高，只是将义理略从肚里过，却翻出许多说话。旧见此间人做婚书，亦说天命人伦。男婚女嫁，自是常事。盖有厌卑近之意，故须将日用常行底事装荷起来。”〔9〕学问致思要切身感受义理意味，而不是如同酒肉穿肠过，这样才能将义理转化为切实的生命体验、自得体验。反之，如果不能得之于己，那么只能是大言欺人，即使说得如何高妙，也无益于思想境界的提升，反而会出现好高骛远的弊病：“今人将作个大底事说，不切己了，全无益。一向去前人说中乘虚接渺，妄取许多枝蔓，只见远了，只见无益于己。……此其病只是要说高说妙，将来做个好看底物事作弄。如人吃饭，方知滋味；如不曾吃，只要摊出在外面与人看，济人济己都不得。”〔9〕学者若不切己，舍近求远，不务实，其结果只能是背离“为己之学”的初衷，成为只求人知的“为人之学”。所以，学者必须切己体会，脚踏实地，杜绝华而不实的为学方式和态度。

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的传统，以“得之于己”去阐释“为己之学”，强调为学的初衷，而且要求学者要切己领会，体验义理，丰富了儒家“为己之学”的内容。在朱熹的诠释中，“为己之学”在于自我德行的提升，是关于自我生命修养的学问，是需要自己切实体验、修炼的学问，并不是令人难以企及的高深之学。

2.“为己之学”在于“成己”“成物”

程颐曾在“成物”“丧己”的语境之下诠释“为己之学”，将“成物”作为“为己之学”的重要内容。程颐这一阐释，朱熹非常赞同，将其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：

程子曰：“古学者为己，其终至于成物。今之学者为人，其终至于丧己。愚按：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，其说多矣，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。于此明辨而日省之，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。〔10〕

“成己”指向的是人的内在人格世界，而“成物”则是主体的道德实践。意思是说，自身德性充盈，而后要成就他人。程朱以“成己”“成物”去诠释“为己之学”，体现了在他们的思想中，“为己之学”的宗旨是符合这种考虑的，抑或说他们将“为己之学”赋予了上述意义。需要指出的一点是，程颐说的是“今之学者为物，其终至于丧己”，而朱熹引用的则是“今之学者为人，其终至于丧己”，朱熹可能是将“为物”改为了“为人”。朱熹将“为物”改动为“为人”，这里的“为人”应是一个贬义词，指“为人之学”，意图在于表明“为人之学”不顾“成己”“成物”的原则，烘托出“为己之学”“成己”而又“成物”的精神。

“为己之学”是“成己”和“成物”的统一。在“成己”与“成物”二者中，“成己”是基础，“成物”是在“成己”基础上的扩推，朱熹说：“成己方能成物，成物在成己之中，须是如此推出，方能合义理。”〔9〕“成己”和“成物”当然是一体的关系，都是不可或缺的，但首先在于“成己”，“成己”是“成物”的依据，是“成物”的内在价值来源，人必须先“成己”，即完善自身的道德世界，然后才能依照自身修成的美德标准去成就万物，而不可在没有“成己”的前提下就去“成物”，“若学而先以成物为心，固失其序”。〔11〕只有先去“成己”，再去“成物”，先自我而后他人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为己之学”。

朱熹在阐明“成己”“成物”为内容的“为己之学”之时，还伴随着对“为人之学”的批判：

相古先民，学以为己。今也不然，为人而已。为己之学，先诚其身。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仁。聚辨居行，勿怠无忽。知足之余，泽及万物。为人之学，烨然春华。诵数是力，篡组是夸。结驷怀金，煌煌炜炜。世俗之荣，君子之鄙。维是二者，其端则微。〔11〕

“为己之学”先“诚其身”，然后“泽及万物”，将“成己”与“成物”两者进行统一，而“为人之学”不然。朱熹在这里列举了“为人之学”的种种特征，所谓“烨然春华。诵数是力，篡组是夸。结驷怀金，煌煌炜炜”，其实是对功名利禄之学的描述。宋代科举发达，大量士人投入科场之中，而南宋时期更是如此。有统计表明：“宋代各州进士总数两万八千三十三名，其中，北宋九千六百三十名，南宋一万八千六百九十四名，未注明时期的六百零九名。”〔12〕南宋偏安江南，领土只是北宋的一半，但进士人数却几乎是北宋的两倍，足以看出当时求仕的氛围是极其浓厚的。在这种社会中，功名利禄之学可以说与学问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功名利禄与学问之间的瓜葛成了学者们进行批判的重要理由。“为人之学”是追求功名利禄之学，不但不能成就自我，反而丧失了自我，最终也无法成就万物，所以这是忘本逐末的歪门邪道。

在朱熹的诠释之下，追逐科举的功名利禄之学成了“为人之学”的代名词，这也就意味着“为己之学”必然不是功名科举之学、功名利禄之学。

3.“为己之学”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

在朱熹的诠释中，“为己之学”可以说特指圣人之学，这是他诠释“为己之学”的又一显著特征。朱熹说：

大抵为己之学，于他人无一毫相干。圣贤千言万语，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。〔9〕

在朱熹的思想中，常人与圣人从本原都禀有天赋之善性。但是，圣人禀气清明，是天赋善性的绝对实现者，而常人禀气昏浊，天赋善性受遮蔽不能完全实现，从而造成了圣凡之别。所以，人们就必须克服气质之偏，去恢复本有之善性。成就圣人人格，是自己的事情，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，不受制于人。学者就是要树立一种立志成为圣贤的自觉意识：

学者要立大志。所谓志者，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，只是直接要学尧舜。〔9〕

人格境界的提升就是让自己从平凡的状态中拔超出来，致力于成就理想的人格，这是学者本身无可推卸的责任，其动机不在于外界的称颂，而完全是基于自己人格完善、提升的强烈愿望，这是“为己之学”的必然要求。

朱熹在少年时，就立志成为一代圣贤。他在八九岁之时读《孟子》，读到“圣人与我同类时”，非常激动，“未尝不慨然奋发”，〔9〕“慨然奋发”说的就是立志、努力的状态。朱熹所立之志，不是成为什么英雄伟人，正是成为圣贤之志。当然，这个志向，也是“为己之学”之志。他说自己：“熹自少鄙拙，凡事不能及人，独闻古人为己之学而心窃好之。”〔11〕朱熹少年虽然资质鲁钝，但他在很小的时候，就以成为圣贤为己任。朱熹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儒宗，与他在少时就树立“为己之学”的志向有很密切的关系。

朱熹不仅将“为己之学”作为圣人之学，还批评了与“圣人之学”相悖的“为人之学”，此“为人之学”正是科举之业：“盖为学而求名者，自非为己之学，盖不足道。”〔11〕这种功名利禄之学是名副其实的“为人之学”，不是“为己之学”。朱熹生活的时代，大量学子奔赴科场。朱熹认为，学者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“无志”，他说：“以科举为亲亲，而不为为己之学，只是无志。”〔9〕所谓“无志”，就是指被科举所奴役，将为学的动机放在了科举功名上。科举之业之所以能和“为己之学”争夺学子士人，就是因为它能够给人带来名声、利禄、富贵、地位，充分满足了人们对外在的需求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。所以，朱熹强调学者不能为科举所奴役，坚定“为己之学”的志向：

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，孰轻孰重。若读书上有七分志，科举上有三分，犹自可。若科举七分，读书三分，将来必被它胜却，况此志全是科举。所以到老全使不着，盖不关为己也。圣人教人，只是为己。〔9〕

士人要在科举与读书两件事上有所权衡，志向必须重点放在读书上，也就是“为己之学”、圣人之学上，而不是科举上。依照朱熹所说，最为理想的状态，就是把志向全部放在“读书”之上，没有十分，至少也应该有七分，如果颠倒过来，读书之志被科举之志所吞噬，便与“为己之学”、圣人之学不沾边了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朱熹本人并不迂腐，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科举，他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正视科举之业的正当性。科举制度发展至宋代，已经成为士人谋生的重要出路，对此朱熹也不得不承认。他所担忧的，是完全不顾学为圣人的“为己之学”而总是汲汲于科举的行为。

朱熹将“为己之学”诠释为圣人之学，并将科举之业作为“为人之学”，强调二者的对立，可以说是他对“为己之学”的概括和总结。在中国思想史上，圣人本就是内圣外王一体的化身，既有完善的内在德性，也有治国平天下的外在功绩。“为己之学”是圣人之学，以成就圣人人格为旨归，不仅包含了学者内在德性的完善，也具有治世安邦的理想，可以把“欲得之于己”和“成己”“成物”的两大特征包含进去。另外，作为与“为己之学”相对立的“为人之学”，也就是科举之业，在动机上是为了谋取名利，不能提升自身的德性和人格境界，更不能去“成己”“成物”。所以，朱熹将“为己之学”诠释为圣人之学，把“为人之学”诠释为科举之业，是他对“为己之学”的概括和总结。

朱熹将“为己之学”“为人之学”诠释为圣人之学、科举之业，可以说代表了整个科举时代的基本看法。王阳明就曾将圣人之学与科举之业的冲突表述为：“学圣贤者，譬之治家，其产业、第宅、服食、器物皆所自置，欲请客，出其所有以享之，客去，其物具在，还以自享受，终身用之无穷。今之为举业者，譬之治家，不务居积，专以假贷为功，欲请客，自应事亦至供具百物，莫不遍借，客幸而来，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，客去，则尽去以还人，一物非所有也，若请客不至，则时过气衰，借贷亦不备，终身奔劳，作一寠人而已，是求无益于得，求在外也。”〔13〕罗钦顺早年从事举业，后来回顾说这不过是“为利禄谋”，并非圣学：“余才微而质鲁，志复凡近，早尝从事章句，不过为利禄谋尔。年几四十，始慨然有志于道，虽已晚，然自谓能粗见大意，亦庶几无负此生。”〔14〕以“为己之学”为圣人之学，以“为人之学”为科举之业，成为科举时代的一个共识。

综上，在朱熹的诠释之下，儒家的“为己之学”可以说具有了一个成熟的形态。“为己之学”注重“得之于己”，强调内在德性的完善，以自我实现为旨归，是对人自我完善的内在价值的弘扬。“为己之学”要求“成己”“成物”，强调在完善自我的基础上去成就万物，这是一种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、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，体悟出他人、社会、国家、民族生存的责任与担当，体现了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人生抱负。“为己之学”是圣人之学，是成圣之学，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，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，对功利的、虚浮的不良学风的批评。

三、朱熹诠释“为己之学”的当代价值

朱熹对“为己之学”的诠释奠定了中国学人为学的基本致思路径，对当代具有较大的价值。

首先，对提升价值理性，克服工具理性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“为己之学”首先旨在提升人的德性，注重修德成人，弘扬人的内在精神价值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诉求和德性完善的期许，不允许接受外在的诱惑而背弃自己内心的真实。“为己之学”强调人是学之主体，“学之在人，人是学之主体，主体之化，其主要途径在学，其内在价值旨趣的提升与道德充盈之精神因学而最终达成，此为为己之学，亦学之正途。为人之学则离开人之主体，外化于人，因学而学，停留在工具化层面，缺少驾驭工具理性的德性修为。”〔15〕在当今社会，存在着工具化、功利化的不良学风，为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，呈现功利化、工具化的特征，而漠视为学在提升人格境界、内在德性的价值，形成了不少不良学风，出现种种怪现象。不良学风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工具化、功利化的风气导致为学动机不纯。学之主体在人，为学的首要目的在于培育人的德性，提升人格素养。而当今学界，不少人为学忘记了人的内在价值，而只是注重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，人的主体性精神并没有确立，功利化的现象严重。而“为己之学”的诉求，正可以对当今的功利化、工具化的不良学风起到纠偏作用，实现人对自身完善的追求，提升人的内在价值，克服工具理性，进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。

其次，对于确立家国情怀、民族担当意识具有较大启发意义。“为己之学”不仅要“成己”而且要“成物”，强调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，注重修己安人、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进路，在完善自我的基础上去成就万物，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。“为己之学”体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，突出了人本身具有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特殊使命，表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人性本我之圆满。“为己之学”的这种要求，必然要杜绝因功利主义、利己主义等不良风气而滋生的方向性错误的学风。朱熹对“为己之学”的诠释正逢南宋社会，当时经历了家国剧变，又逢功名利禄之学蔓延，他对人之为人的根本道理的思考与家国稳定根源性的探求，将个体德性与家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将“为己之学”指向修己安人、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高度。这种强调由个体到国家的德性提升进路，可谓历久弥新。当今，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，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这要求人们摒弃利己主义、功利主义为导向的不良学风，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，将学问落到实处，立德树人，心系国家，放眼天下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关心身处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在国家、民族发展的浪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这是“为己之学”赋予当代学者的深刻使命和价值所在。■

来源：《理论界》2023年第7期。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，不做其他用途，若有侵权，敬请联系，十分感谢！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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